在緩慢之中，讓詩抵達世界

陳思嫻

《花季未了》的創作自述

作者：陳思嫻

我始終覺得，寫詩並不是為了「說出什麼」，而是為了替某些無法即刻言說的經驗，找到一個暫時可以停放的位置。那個位置未必安全，甚至經常帶著裂痕，但它至少允許遲疑、允許停頓、允許反覆回頭。也因此，《花季未了》的書寫，從一開始就不是一條清楚的時間線，而是一種緩慢移動的狀態──像是在時間裡不斷調整步伐，學習如何讓自己不要被推著走。

「慢」並不是風格選擇，而是一種生存姿態。

在這本詩集裡，我反覆書寫「慢慢地」、「緩緩地」、「靜靜地」，並不是因為想對抗速度，而是我天生性格溫吞，而且因為我逐漸意識到，自己無法以更快的方式理解這個世界。對我而言，太快的現實會失真，太快逼近的事件也會使得創作者無法仔細端視，太即時的反應反而遮蔽了感受的細節。當世界以新聞、數據、口號的方式朝我們逼近時，我只能選擇退後一步，讓語言重新貼近身體，貼近呼吸，貼近那些尚未被命名的感覺；深深喘一口氣，拿起筆敘述之。

因此，《花季未了》輯六之中的〈我緩慢地經過自己〉，並不是一本詩集的「收尾」，而更像是一個入口。它回到生命最初的節奏──出生、呼吸、哭泣、學會閱讀、學會書寫──那些動作本身都極其緩慢，卻構成了我們與世界建立關係的方式。我想寫的，不是成長的敘事，而是如何在不斷被要求加速的世界裡，承認自己的遲疑與不合時宜。

如果說〈我是一具活著的詩體〉一詩，是對詩與自我之間關係的宣告，那麼這樣的宣告，其實並不浪漫。它更像是一種困境的自白：當語言成為唯一能夠安放感受的器官時，詩便不再只是作品，而是生理現象，是身體在承受過多訊息與痛感後，必然生成的反應。

我始終不認為詩是高於生活的事物。相反地，它往往誕生於生活最瑣碎、最無法被歸類的瞬間。

這也是為什麼，《花季未了》裡的許多詩，並不從「重大事件」出發，而是從微小的感覺裂縫開始。疫情書寫並不是從恐慌或英雄敘事進入，而是從量體溫、噴酒精、在圖書館外排隊這些近乎機械化的日常動作展開。那些重複的、看似無意義的行為，實際上正在悄悄地改變我們理解彼此距離的方式，也重新定義了什麼是安全、什麼是接觸、什麼是被允許的靠近。

在這樣的感受脈絡裡，「距離」不再只是物理概念，而是一種倫理位置。

詩人路寒袖在推薦導言中提到「距離是最好的位置」，這句話深深貼近了我的創作經驗。對我而言，距離並不是冷漠，而是一種讓關係得以持續的方式。無論是〈無名〉系列中對流亡者的凝視，或是對逝去友人的悼念，我始終避免以「替對方說話」的姿態介入。那些詩裡的「你」，往往是單一的、不可替代的存在，但同時也保留了沉默與不可知的部分。

而且，詩中看似單一的「你」，始終是「你們」
因為我越來越清楚，真正的陪伴並不等於理解，更不等於佔有。它可能只是站在稍遠的位置，持續觀看、不急於命名、不要求結論。

這也是我選擇以「童話語法」介入現實的原因。

童話從來不是天真的敘事，而是一種高度精煉的倫理結構。它以簡單的語言處理最複雜的恐懼與暴力，並且讓不可承受之重，暫時以象徵的形式被理解。在〈娃娃國王〉、〈我養了一頭大象〉、〈如果我能長大〉等詩作中，我刻意避開直接的控訴與寫實描寫，而是讓孩子、玩具、動物成為敘事的主體。

這並不是逃避現實，而是承認成人語言在某些時刻已經失效。

當權力以制度、戰爭、虐待、消失的方式運作時，語言本身往往成為共犯。童話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一條側路──讓讀者在錯位與反差中，重新感知現實的殘酷。那些看似溫柔的句子，其實承載著極重的倫理張力。

而在情感書寫上，我同樣選擇了一種「空間化」的方式。

愛、思念、失去，對我而言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以被行走、被居住、被反覆進出的場域。左心室、大漠、淺海區、圖書館、山城──這些空間不只是背景，而是情感本身的形狀。當情感被賦予空間，它便不再只是內在狀態，而是一種可以被共享的經驗。

也因此，《花季未了》裡的時間，並不是線性的。猶如學者申惠豐所言——它更像是一個策展現場，某些物件被留下，某些聲音被保存，某些記憶被反覆擦拭。寫詩的過程，就像是在為這些尚未消失的事物，搭建一個臨時的「庇護所」。

「未了」，並不是拒絕結束，而是拒絕遺忘。

在悼亡的書寫裡，我逐漸明白，真正困難的不是告別，而是如何讓關係在缺席中繼續存在。《花季未了》不是一種哀傷的宣言，而是一種練習──練習與失去共存，練習讓記憶不被速度與遺忘沖刷。

如果這本詩集最終留下了什麼，那或許不是某種明確的立場，而是一種姿態：在過於喧嘩的世界裡，選擇緩慢；在過於確定的語言裡，保留猶疑；在一切都被要求完成、交付、結案的時代，允許「未了」。

因為有些花季，本來就不該那麼快結束，而在等著下一個花季重新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