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何為
讀蕭蕭〈六五行獻詩閩南〉
作者、圖片提供：陳麗琳（閩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春末夏初，漳州的木棉花和九龍江水從詩歌詠誦中蘇醒過來。詩人蕭蕭的筆下，家鄉的風物正湧現自然生機。讀蕭蕭的文字，當明白詩人無愧為一方精神文化的守護者與發言人。對此，哲學家比常人有更強烈的自覺與更直接的體會。海德格爾提問：詩人何為？他的追問讓詩、文學與哲學三者之間長期隱匿的關係浮出水面。面對生活世界，如何確認山川草木與人情風俗背後的意義發生機制，幾乎是詩人與哲學家與生俱來的共同使命。用理解存在問題的語言來說，詩人總是哲學家通往人間最高智慧的知己好友。
海德格爾：詩人何為？
西方思想史上，20世紀由始至終刻著一個哲學家的名字：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這位來自德國西南小鎮、晚年常常自稱農民的哲學家，用一個問題鬆動了 2000年來西方思想板結的土壤：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在他之前，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與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等哲學家就 於19～20世紀之交對歐洲生活境況作出了判定，前者直陳虛無主義在歐洲的降臨，後者明言歐洲人正處身於科學危機。此種種批判的矛頭均直指西方思想的僵化，形而上學體系愈是精細繁複，愈是遠離鮮活的日常經驗。就其希臘源頭來說，西方哲學精神起於面朝世界油然而生的驚訝，以及試圖用思想的超越性解釋萬物存在之實際性的衝動。相對於實在的大千世界，認識與思想從來都是對具體事物的抽象與總結，因而向來浮於具體事物之上。無論形而上學如何超脫實際世界，終不免要回向現實世界，徹底決絕的超越意味著形而上學的失效乃至死亡。20世紀初，西方思想陷入形而上學過分體系化引發的弊端，回到日常生活重新理解經驗領域，是彼時歐洲知識份子找回意義的主要方法論。研究事物現象的目的在於揭示存在的意義，揭示事物的存在對人類的意義，揭示人的存在對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意義。存在意義是縈繞海德格爾心頭的終極問題。
在海德格爾的哲學計畫中，存在問題分兩步走：先分析人的生活，再回到物的世界。即便分兩步走，存在問題也依然是一個問題，而非兩個問題或更多。存在問題歸根到底就是哲學的基本問題：經驗與概念的統一性如何可能？傳統形而上學裡面，構成人與世界統一性的基礎被理解為各種超越性概念。海德格爾認為現代虛無主義的根源就在於此，即古希臘以降思想家們一直在用形而上學的範疇和原則解釋世界。以海德格爾的眼光看去，該統一性就儲藏在人的實際生活經驗中。是人把自己投到世界並進行各種實踐活動，實踐本身構成了可以統一經驗和概念的非傳統形而上學基礎。海德格爾基於人類實際生活經驗所作的生存論分析，事實上指明了存在的意義源於人的被拋／實際性／已經在此。人實際地在世界上存在並為此進行各種生存活動，這種實踐打開了世間萬物乃至世界整體顯現的場域，造就了人與世界的關係。
朝向基底的同時也是朝向神明，朝向這個世界的終極奧秘──人究竟何以能夠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目睹最後一層不可被揭開的面紗，一個高傲而又清醒的哲學家可以本能地直覺到，這樣的情景宛如一首詩，只有詩人能讀懂世界的真正用意。海德格爾以模仿的口氣問：「詩人何為？」出自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的詩句：「……在貧困時代裡詩人何為？」所謂貧困，是近代以後人的身心兩個領域絕對分離的疲敝狀態。在機械化的無限宇宙面前，上帝觀念逐漸讓位於科學，倚賴神之創造的心靈尋不到一個好去處。儘管教會依然維持著宗教的形式，人與神的共在卻早已無法存續。神連通著人與世界的微弱關係，神的缺席預示此後時代人心惶惶不安、無方可解。時代之貧困，從詩人生活的年代延續到哲學家的世紀。對近代精神世界遺產的回應，使荷爾德林與海德格爾成為同時代人。循著荷爾德林的詩，海德格爾摸索到存在問題留給哲學家的隱秘蹤跡；經由海德格爾的闡釋， 100年後荷爾德林被重新發現為偉大的詩人。
由哲學家來闡發詩人的天職，是思到深處的必然。思事物的存在，也就是思事物之本性。海德格爾一向主張物的本性深埋於語言。只有語言能表現人與物相聚的場景，語言懂得人與物以何種方式相互關聯。所謂存在的意義，不在於是這種存在者或那種存在者，而在於同為存在者的人與物之間的聯動。海德格爾深深地拒斥現代語言學研究，他只從存在整體圖景的意義出發去體會語言。語言的迴響，帶出人與物之間最樸實的情感：人使用物，物承受人的生活。人和物的交流，讓存在者的存在意義得以生發和流溢。在被後來學界稱為「轉向」的時期裡，海德格爾將目光聚焦於德國本土的詩歌與風物，比如詩人荷爾德林，比如一間神廟、一座橋與一個壺。這些物形容端正、內懷虛空，它們容納、承受和保持所有進入其中的東西。人們祈禱時、過河時、喝水時，與這些物所持守的東西融為一體。神廟、橋與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物品，海德格爾從大自然中找到了它們，它們與許許多多自然物相關聯，直到最後通向天空與大地。人的出現，使所有意義向一座廟、一座橋、一隻壺身上聚集，它們開始區別 於自然萬物同時又佇立在天地之間，教人領會和確認自身的存在。物之物性如同詩的詩性，詩人的語言像神聖的器皿般善於包涵人類的命運。作為詩人的荷爾德林寫詩而不討論詩，是海德格爾參悟了這一運命──不可自信為存在找到某種堅實的基礎，人的存在實質上如深淵一般無有根基。
海德格爾畢生都沒有放棄過存在問題，就如他一生喜愛荷爾德林的詩。荷爾德林和一般的詩人不同──他是真正思考詩的本質的人，是懂得「思」的不可言說的人，是把不可說寫成詩的人。他的詩命名了時代的貧乏：新舊神靈的雙重缺席，舊者早已逝去，新者尚未降臨。他的詩顯示出他孤獨的境地，即便海德格爾可以分享他對存在的領會，但作為詩人的只有他一個。海德格爾的確從荷爾德林那裡讀出了存在之「思」的神聖性──神性即人性，它是人「思」到存在的生活實踐和精神空間，是人「思」到意義湧現於人自身的「敞開狀態」。此番神性不表現為任何一種宗教神學或理性神學，而是有待生成的民族精神與故土文化。只要還有詩人，就還有精神家園，就還能守護人的存在不被技術和資本所裹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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