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家庭．階級
電影《分居風暴》的精彩議題
作者、圖片提供：王卉竺
近期有不少台灣影視作品勇於碰觸社會、政治等議題，但如何將議題融入戲劇，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事實上影視業界和市場都常常有商業與藝術二元對立的迷思，藝術片似乎就多半是高冷的一幕戲，缺乏高潮迭起；商業作品則會是精彩衝突不斷的通俗劇，需要各種似乎刻意為之的戲劇化調味料，才能讓人入口。作為編劇，這也是我始終在思考的問題，劇本和角色有可能兼具深度和戲劇化嗎？戲劇化勢必要來自不合理的誇張或灑狗血嗎？
2011年成為首部拿下柏林影展最高榮譽金熊獎的伊朗電影、隨即也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殊榮的《分居風暴》（A Separation）不僅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開始相信藝術跟商業並不見得需要二元對立，精彩的戲劇未必要脫離現實，甚至可以是深入現實、反映現實，只要角色和衝突擺對位置。從《分居風暴》擺放角色的位置，其實給予我相當大的啟發，也影響到我撰寫《麻醉風暴》時的寫作策略，我不但很幸運地因此榮獲金鐘獎最佳編劇獎殊榮，也更奠定了我希望深掘角色與社會文化脈絡，兼具深度與戲劇性的編劇信念。
因此第一篇影評，我就選擇這部超過 10年前但放到現在仍然顯得秀異獨特、難以取代的精彩電影來開始，並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它如何精彩地運用角色、動機與衝突，來反映伊朗獨特的社會脈絡與文化。
父權與家庭的複雜辯證
《分居風暴》從一對夫妻納德和希敏因女兒教育問題分歧，妻子希敏因此訴請離婚開始。電影中不斷戴著各式絲巾作為頭巾替代品的希敏，提醒著觀眾她的西化傾向、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現代女性的身分，她希望女兒接受更好的教育而申請了移民，卻因為納德不願意移民而訴請離婚。在被詢問到什麼是「更好」的環境和教育時，希敏默不作聲，但當電影的鏡頭挪移到他們原本的「家」時，問題自不待言。
丈夫納德之所以不願意離開原鄉，是因為他家中的老父親已然失智，他若離開伊朗，等同於棄養父親，父親將無人照顧。在此第一層父權家庭和不同角度的性別戰爭隱然展開，男主角丈夫納德所守護的是他的原生父親、原生父權家庭的大家長，他是在恪守傳統父權中的孝順。相對的，明顯西化的妻子希敏已然拒絕當父權家庭中的好媳婦──如果她是的話，事實上納德老父的主要照顧者更可能是媳婦希敏，而非兒子納德，因為在性別分工裡女性更會成為整個家庭的照顧者。
有趣的是，希敏不僅是放棄「面向過去」、守護長輩或父權（看起來她也並沒有為自己的父母著想），而是站在母職的角度為了女兒的未來，甚至也是為了同為女性的自己，希望流動到性別更自由的國度，所謂的「更好的環境」，顯然是讓身為女性的女兒和她自己（甚至她自己可能更先享受到）都能更自在的生活，離開固著的伊朗父權社會、家庭以及性別分工。
朝向未來、朝向平等、朝向自由，有選擇地捍衛自己的能動性，表面上顯得決絕的希敏，其實反映了現代女性要掙脫父權家庭時不得不的態度。相對的，在此「守舊」或「念舊」的丈夫納德，其實是在傳統與現代兩股力量中成為夾縫的男性，他若真的是傳統的大男人，大可不必因為妻子和女兒而同意申請移民，也不必「代替」妻子希敏來照顧自己的父親，但生病的父親猶如父權幽靈的隱喻，讓他寸步無法離開。同時想當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爸爸的他，其實在這場訴請離婚和因為父親意外衍生的官司之中，不得不顯得左支右絀，一一失分，反映出父權架構鬆動過程中，想要新舊兼具的人，面臨的不可能任務，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似乎都是一樣的。
一個失智的老父，一個為了讓女兒受更好教育而想移民的母親，如此生活化的設定，將角色擺對位置，各自動機和行為往下自然的延伸，就能創造出持續的衝突和辯證，甚至讓人同時同情納德和希敏，還能反映出社會文化脈絡的性別結構，又不讓觀眾覺得說教，這是其高明的開局。 
本文選自《生活潮藝文誌》第三十期，值得對電影、藝文有興趣的年輕人關注，各大網路書店現正販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