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草千年．一藥入魂
：府城五條港老街的傳統醫道
受訪人：同德中藥材行 蔡佳玲 作者、攝影：黃維宸
中藥文化記憶
追溯中國醫藥的誕生與演進，來自神農氏嚐百草的故事與本草學的系統化，經過數千年的經驗與傳承，至今中醫藥的歷史淵遠流長，遠古神話中的神農氏為了分辨草藥的功效，親嚐百草終至中毒身亡。這帶有傳奇色彩的開端，顯示古人對於自然、生命、健康的探索和代價，隨著歷史演進，最後以《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理論的基石，《神農本草經》與《本草綱目》等藥理著作，建立起完整藥材分類與應用的體系，中醫藥自此逐步走向了系統化，成為中華民族醫學堅不可催的傲世傳統。
中醫學強調人體行氣與四季氣候和陰陽調和、五行對應，講究個體體質差異變數，不只作為疾病治療，也內化於生活日常的作息的調養。中藥取之於自然的智慧，始於古早的原始社會，行醫治病的藥草在採集過程中經過逐步嘗試、辨別，從中發現有些植物、動物的枝、液精粹能解決人類一些病痛問題，因此構成中醫藥是藥、食同源的概念，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這套源於體現自然的醫療系統，隨著漢、唐以降的國力和貿易、文化擴展遍佈東亞、甚至遠達西歐地區，是中華醫藥文明對世界醫學的重要貢獻之一。
近代以來，隨著現代西方醫學與科技進步，中醫藥面臨重重挑戰。西醫講求科學實證、劑量精確與標準化，中醫則以「望、聞、問、切」的整體觀、辨證施治見長，講究人體的氣血與水份循環的平衡，因此並不僅是解決病痛的表徵情況，兩者在認識人體、病因與治療理論和方法差異巨大，長期處於拉鋸的狀態。
日治殖民時期與戰後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為管理和制度化設置藥品相關法規，要求中藥必須標準化、取得證照，促使了傳統的中藥材鋪因此轉型。然而在民間中藥不只是治病的「藥」，還關聯著生活記憶、信仰與文化，它是療方但不只是單一療方，更是自然和地方共生的生活文化。
五條港道藥材街脈絡
荷蘭在明萬曆年間為了開拓東亞貿易商機，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並佔領澎湖作為海上貿易據點，後來轉入台灣，在明天啓4年（1624）於台南建立了殖民政權，設行政中心於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與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以此作為貿易轉運樞紐，這段時期西方的醫學曾短暫的進入台灣。明永曆15年（1661）鄭成功率軍擊退了荷蘭人，也以台南為據點建立鄭氏王朝，設置承天府持續開發拓墾作為反清復明基地，積極建設府城也帶動了人口增加，也因此對於醫療的需求就更加急切。永曆27年（1673）沈光文來 台避難，曾居住目加溜灣社（今善化平埔族西拉雅族聚落地一帶），教書之外也從事醫藥救人，這是在《重修 台灣省通志》中，比較具體實證瞭解到漢藥傳到台灣的官方記載，當然從中國來台灣的漢人數量增多，自然也帶來了家鄉寺廟的香火和信仰，以及一些沖煞的傳統神話疾病觀。
施琅攻戰台灣後清領時期，第一任的巡 台御史黃叔璥曾記述當時民間的商貿繁盛，府城五條港是南台灣最重要的貿易與物流中樞，五條水道自台江內海、安平港口延伸入城，連接府城的商業區與宗教、醫療機構，形同古早版的「宅急便」。其中一條港道主要輸送藥材等物資，來自福建、廣東、東南亞的藥草藉由帆船運抵安平，再進入五條港通道，由船工卸貨，直接送入和平街、神農街乃至台南現在民權路一帶藥材行。當時除了府城三郊之外，還有「藥材郊」、「生藥郊」是仲介藥材交易和配銷的專門組織。這些傳統藥材商多數是家族獨資擁有，父傳子或是師授徒的方式經營，相對較能掌握藥材來源及辨識種類，因此漢藥醫師往往受聘於藥材商駐堂看診，一般稱作為「坐堂大夫」。
當時中藥鋪有兩種營業型態：一種是批發盤商貿易性質，負責大宗藥材進出口，套句現代商業術語就是「B2B」；另一類則是直接面對消費使用者的中藥房，提供處方配藥與草藥販售。五條港區集結了這兩種業態，成為南台灣藥材流通重要樞紐，也帶動周邊信仰、醫療與教育發展。
五條港黃金時期，一間藥行能持續三代以上，仰賴嚴謹的學徒制。學徒通常十多歲入行，先從掃地打雜、曬藥、分類、搬運粗活做起，再進入認藥、包藥、寫藥籤階段，直到獨當一面調製藥方、應對客人需求，才被視為「出師」；這種師徒關係不只是知識和技能訓練，更是一種倫理體系。師父如父，徒弟如子，出師後若無自立門戶，也常繼承師父的店號，延續商譽與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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