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無言
東瑞
狂飆年代的邊緣敘事
文：朱介英
華人文壇從戰後一直是整個東方藝術、文化發展的中流砥柱，由於社會開放，民主政治機制逐漸有所推展，藝術家與作家的步調隨時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從浪漫主義、寫實主義、印象主義、超現實主義、後現代主義至今，唯獨結構主義尚未發展成熟之外，前面各項藝文風格均有十足的成果展現，值得欣慰。華人文學發展從戰後開始吸納百川，引來大陸、日本、美國、歐洲等地的文學作品作為啟動新一代作家創作的養分，至少在上個世紀後半一時百花齊放，引領庶民文學的先鋒前進，50年來真正做到了陳獨秀所主張的文學革命論述三大條件：「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以代替雕鑿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以代替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以及「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以代替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夏志清，1991：36）這個理念剛開始引起四方撻伐，然而距離五四運動以後不到20年的功夫，新的文學運動已經四處崛起，以白話文寫詩、寫小說、寫散文等作家一一放出光芒。
顯著的成果展現於新派文學的題材中發光，從官場、妓院、齷齪貧戶社會的背景裡脫離出來，以都會背景的各種布爾喬亞生態逐漸取代老式的歌功頌德與諷古嘲今論調，內容往工廠男女、人力車夫、內地農家、藍領階級、婚姻扞格、女性位置、教育墮落等社會問題偏移，白話文的自由形式，讓清新的文學面貌浮現。後來由於政情混亂的關係，中國文化主流在1949年後往香港、台灣轉移，經過一段反共抗俄的政治過渡時期後，首先掀起文學創作潮流的便是人道主義的寫實文學，在香港與台灣綻放出溫暖的微光來，那時更前衛的意象派、超現實主義、虛無主義、象徵主義文學（以現代詩為發展主流）還處於試驗階段，短篇小說則有賴魯迅、葉紹鈞、冰心、凌叔華、落華生、郁達夫等人的帶動，紛紛茁壯，成為都會生活中閱讀者的精神食糧。
這個時代現象，正是本文要推介的香港小說家東瑞的成長與創作歷程大背景，也因為這個大背景依存，東瑞的小說便隨著背景中幾許影響創作方向的社會理念變遷而有所多元展現，若不仔細觀看他的作品，憑印象大多數人都會將他忽略在跟著流行而包裝的「暢銷文學」潮流之外。然而這些淺流並未影響他持續創作的熱誠與職志，80餘部作品的紀錄，有著當年多元風潮交替集結的各種「現代意識」風貌，用「伏流」來解讀東瑞的作品中深潛的意識，恰當不過。
溫厚抒情與認真荒誕
國立華僑大學中國文化系副教授朱立立在東瑞《無言年代》的序言中分析書中的短篇小說以〈認真的荒誕〉為題說道：「這些作品比較集中地顯示出作者相當自覺的現代意識。」（朱立立，1998：7）把這本狂飆年代末期的代表作作為錨碇，環視他早期的作品內容與風格對照之下，可以看出風格轉換的過程，以及上個世紀末所匯集的戰後近半世紀現代文學發展狀況，東瑞身體力行地跟著現實變幻的社會型態而轉換他作品中的現代意識本質。就以標題〈認真的荒誕〉以及作品名稱《無言年代》，這 9個字眼代表了戰後綏靖與復甦到世紀末，整個地球的集體社會意識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是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存在主義哲學改採立地主義，迸棄世界一切現象都是天神主宰，人類的命運全掌握在上帝手中，宗教哲學也降低了不可一世的絕對性姿態，與人文主義進行適當的妥協；以人本觀念建構起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取代了宗教哲學的威權，「荒繆取代崇高」、「質疑取代遵從」、「存在取代依賴」、「批判取代服膺」、「清明取代愚昧」、「科學取代神學」、「客觀理性取代主觀權威」，原本西方一神論信仰世界觀崩落，所有真實存在於眼可見、手可觸的體驗，漸漸與科學主義（scientism）信仰取得連結，這短短半個世紀的眾聲喧嘩，導致於人類社會適應快慢、對錯、理想與現實、真理與假象、心與物、靈與肉等二元論思想在現實生活中翻攪不已，許多從來不被懷疑的現象，便在當代寫實主義、溫情主義、古典主義、前衛主義、印象主義、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以及永遠主控主流的流行主義文學互相混融中繽紛不已。
朱立立對東瑞的作品風格做了一個簡單的回顧，指出3個重點，他分析東瑞以往的作品從帶有古典風格的「溫厚的抒情」；前進到帶有前衛反諷風格的「具體的象徵」；再到世紀末看遍世間真相與虛無融混不清後產生的「認真的荒誕」，而這本1998年出版的作品正好成為這 3種風格兼容並蓄的熔爐。光以最前面的「溫厚」與最後面的「認真」兩個形容詞便可以體會到東瑞的敦厚、樸實特質，即使在創作上，竭力朝向前衛的叛逆性發展，在潛意識深處仍然存留著不可抹滅的中國文人所追求的「忠厚留有餘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仁人愛物的悲憫本質，這本質與時代所產生的渾沌生態相悖，因此許多荒繆現象便在他的筆下踽踽而生。
就以東瑞的《無言年代》為基礎，分析小說脈絡中三種作者創作時潛在的真實意識，作為支撐故事主軸的動力，探討作者所要訴求的主旨以及寫作元素所觸發的動機，大概可以梗概式的瞭解東瑞的風格轉換過程，正好印證戰後嬰兒潮成長背景給予作者的重要影響。
戰後整個世界的社會理念與戰前有著巨大翻轉，兩次世界大戰導致歐洲戰場與亞洲戰場犧牲了太多無辜的生命，那些喪心病狂的統治精英為了滿足私慾與權力，發起侵略戰爭，統領整個西方信仰的精神圖騰「上帝」無能為力地瞪視著千萬人民生命財產遭受荼毒，西方哲學思想天旋地轉，宗教哲學無能解釋人類浩劫現象，拯救悲苦生命的手麻痺下垂，上帝不再受到萬眾精神寄託，活著是一種荒繆，疏離是一種苦難，重新解讀生命意義的「存在主義」在新一代的哲學家心中萌生，最顯著的觀念來自尼采的悲觀主義、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理念、齊克果的絕望根源理論、沙特的存在與虛無、卡繆的異鄉人意識、卡夫卡的變形記、杜思妥有夫斯基的的白癡世界、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等理念徹底顛覆的基督教惟上帝獨尊的神話系統，這個社會觀很快地便在中國知識份子的潛意識中生根，而中國文人的哲學觀本就是站在無神論的基礎上，主張仁人愛物、忠孝節義、義禮智信、和平博愛，修齊治平，因此中華民族固有的溫厚、樸素、顧大體、致中和精神便與西方迷惑、焦慮、否定、虛無觀念產生矛盾性的融合，這種現象在文學作品的內容中得以剖析得一清二楚，正好解釋了東瑞作品中「溫厚的抒情與認真的荒誕」交織並存的現象。
本文選自《生活潮藝文誌》第三十期，值得對電影、藝文有興趣的年輕人關注，各大網路書店現正販售中。